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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议兵》) 从这些议论来看，王道毕竟还是荀子的最高理想，他从没有把二者等同起来。

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早期经学在孔子整理的六经基础上继续进行阐释，它对经典的诠释是自由的、开放的，同时由于存在以六经为源头的子学诸子百家，他们或苦思冥想，或结交同道，或游说四方，或组织团体，或参与政治，他们几乎不受经济、政治体制的制约，从不同角度对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自由的学术探讨，交流争鸣，提出了许多思想观点，使华夏民族的理论思维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地获得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法仅效绩于当时，学斯垂教于万祀。[39] 当代学人对新国学的内在结构的探讨多从国学学科定位角度出发，一般认为新国学应该是一个学科整体，其分科办法既要遵从国学传统，强调国学的独特性，也要与时俱进，与民国时期以西方的分科法为基础进行划分不同。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国学的学术门类是义理、考据、辞章和经世之学。道统和学统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古人称经之昭著，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1951年，顾颉刚就说：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2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

金岳霖，1978年：《论道》，商务印书馆。郭店楚简《五行》简45-46一段文字：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谈到圣人时孔子说：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从耳顺到从心所欲是一个飞跃，使孔子摆脱了身体的局限，顺心而为，合于大道，进入了致广大、尽精微、通神明的圣人境界。

正心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正心优先于、重于修身。燕连福，2007年：《中国哲学身体研究的三个向度》，载《哲学动态》第11期。

在荀子看来，好、恶、喜、怒、哀、乐等感情是人生来就有的，这些感情所依存的耳、目、鼻、口、形等器官也是人生来就有的，但这五官都有一个天生就有的主宰者，那就是心。八条目是为了落实三纲领，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具体步骤，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系统，其中心环节是修身。人类自从诞生那一天起身与心、灵与肉就处于对立统一之中，为此，不同的文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也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紧张中寻求平衡。《易传·文言》也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也是从身心一体的角度来谈君子修之于内而发之于外，内圣外王，和谐美好的人格境界。

如他说：‘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是内外交相养法。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壹，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

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只有通过修身，才能优化自己的素质，才谈得上尊贤等其他八条原则的实行。

支配别人不能运用正道，连妻子也不能支配（更何况别人）。君子儒贵道，就会在身体上得到反映：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

《中庸》也有许多地方谈到圣人之道：大哉圣人之道。心是整个身体思想、道德、意识的中心，决定人的仁贪、善恶、贤不肖。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人。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因此，修身的根本就是修心。

（《近思录》卷四《存养》）朱熹说：心，主宰之谓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哲学该怎样应对这种身体转向？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当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契机，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

汤浅泰雄，1990年：《灵肉探微--神秘的东方身心观》,马超 译，中国友谊出版社。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

以修心为修身的根本就使得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心性之学成为中国哲学史的主流。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杜维明，2002年：《修身》，《杜维明文集》第4卷，武汉出版社。这两条思路正好相反，第一条思路是逆向的，是由终极理想向起点的逆推，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发展，后一项是前一项的基础。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由士到圣人这个过程的学习关键不是知识的增益，而是在生活实践中通过礼仪的践行完成身心的修养。

另一方面又曰:形色，天性也。根本不立则道不得流行。

唐力权，1986年：《周易与怀特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隋唐以后，儒家更多地受到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

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发展了早期儒家学者有关心性的理论，同时，吸收佛教、道家的心性学说，多有理论上的创获和实践上的修为，内外交养，身心整合成为其修身之道的新追求。

因为身是心的基础，心是身的主宰。孔子的仁与礼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但又存在着一定张力，这就为其后学向内或向外发展埋下了伏笔。这既是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身体观的主流形态，也是我们在比较、考察当代西方身体哲学时不应忽略和混淆的一种特质和独特性，不可不察。荀子强调礼对于为学修身的重要性，最终也是要落实到成就圣贤人格上。

《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这一点被黄宗羲称为圣人复起，不易斯言（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的精彩之论，反映了劳动大众摆脱贫困、争取实现生存权利，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愿望。

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他特别注意到中国思想中道的理性和情感的双重性，揭示了生命存在（身）与道的一致性。